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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水的世

十年深山里,练得屠龙技。一朝出山来,应教天下惊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  李珲,笔名宕子,湖南邵东人氏,1972年生。业医十年,后弃医从文,师从谭邦和先生从事元明清文学之研究。常以继承“五.四”传统,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,时人多非笑之。然命运多舛,学剑学书,皆无所成。一日读梁任公诗:风云入世多,日月掷人急。如何一少年,忽忽已三十。感慨系之,咄咄呼天,发为《屠龙歌》之狂吟,其词曰:十年深山里,练得屠龙技。一朝出山来,应教天下惊。半生秋雨江湖中,长铗挂壁日日空自作铜吼。昨夜梦陶潜,殷勤留我饮。谓我何太痴,对月起舞为我长歌归去来:“世上元无龙,何用尔营营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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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徐晋如博士《叔本华讲不好课照样该辞退》  

2010-11-05 15:51:07|  分类: 教育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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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szsb.sznews.com/html/2010-11/03/content_1293131.htm

 

偶然在网络上读到了徐晋如博士113日发表在《深圳商报》上批驳我于1026日在南都上刊出的《叔本华应该留用还是辞退?》的文章。本来,我对中国的博士或教授之类的,就一直没什好感,对他们写的文字或所谓的学术成果也一直不在意。但毕竟,徐博士的文章乃因我而发,如果保持沉默,则无异于默认了他的观点;更何况,理不辩不明,故对于他的质疑,我不妨在此一一作答。

南都发表的文章时候,是做了删改的。其实,我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即我并没有通读过“深圳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正式文本”,也并没有否认我立论的依据就是新闻中报道出来的“只鳞片爪”。确实也如徐博士所说,我“显然不是学界中人”,可徐博士不但显然是“学界中人”,而且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,况且作为深大的教师,也应该确实“见过深圳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正式文本”——否则,按徐博士自己的逻辑,也不会专门就此事写文章来“拨乱反正”了——既然觉得我从新闻的“只鳞片爪”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,则不妨从“深圳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正式文本”中摘出几段能让我和读者诸君心服口服的话来,以证明我的“奇文”确实是“大言炎炎”。遗憾的是,在徐博士的文章中,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,倒是见识到了徐博士的“情绪”之宣泄——这也难怪,就算写得逻辑再混乱,见识再浅薄,可这样的文章毕竟能讨深大领导的喜欢。

如徐博士所言,“任何改革都会有人批评”,那么,就算我并未“见过深圳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正式文本”,提出“教师的教学、科研成果及服务学生等情况是由谁来考核?依照什么程序来考核?用什么标准来考核”之类的问题似乎也不为过罢——而且,正因为我没有见过正式文本,才会提出此类问题。我的疑虑正等着像徐博士一样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并不“缺乏起码的研究和了解”的专家和学者们来解答呢,徐博士想来也不会因我的无知而拒绝给我一个求知的机会罢——或许,信仰“民可与享成,不可与谋始”的高高在上的徐博士根本不屑于与像俺似的只可“与享成”的小民“谋始”也说不定。不过,那却是另一回事了。至于“人员去留将与教师的教学、科研成果及服务学生等情况挂钩”,则并非我归纳,而是记者在新闻中写的,我想,记者也不至于凭空捏造出这种东西来罢。

博士质疑凭什么得出 “有些教师巧舌如簧,擅长忽悠学生,其实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能说会道的草包,但他们在学生中的口碑照样会不错,而且可以用钱买版面发论文通过科研成果考核这一关”的结论,我倒是确实有所凭。我好歹也在大学里混过几年,而且与徐博士学的恰好是同一个专业,只是方向不同罢了。这种老师在我就读的那所大学,确实也见过不少。其中最突出的一位,口才确实没得说,很多学生——尤其是新生——都喜欢听他的课,甚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但他每次上课时,总是拿着一个旧得不能再旧的笔记本——那就是他的讲义,可能十来年都没修改过。该教师最喜欢对学生讲他的书被盗版的故事,他最得意的“学术成果”就是对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中“夫阴阳道德,此务为治者也,直所从言之异路,有省不省耳”里“省”字应该怎么读的研究——在他看来,“省”在这里应该是“简洁”的意思。我一向不喜欢听他的课,也不认可他最得意的研究。后来,听一些学生说,因为崇拜该老师,总是去听他的课,才发现他在讲同一个主题时,所讲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,包括用词、语气、神态、手势,甚至插科打荤的话——这种功夫恐怕不是一两年能磨练出来的罢。至于深大有没有这种 “能说会道的草包”,我还真没有“在学生当中做过起码的调查研究”,但我却也没说深大就一定有——用得着去为这种事做“起码的调查研究”么?但“林子大了,什么鸟儿都有”,何况,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也见过不少“能说会道的草包”, 徐博士能担保深大就没有吗?当然,我愿意相信徐博士本人并非“能说会道的草包”,因为他“曾开设《唐诗概论》一课,自认为学术新见迭出”,可见并不是草包——虽然“省不省”教授也认为自己“新见迭出”,但我绝不敢拿他与长于“谋始”的徐博士相提并论。

不可否认,“讲课效果,与学术能力从来不该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”(见徐博士在新浪的博客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3e47063f0100m3ax.html,发表时编辑改成了“讲课效果与学术能力从来不该是对立的”),却也不一定就能得出“只有学术能力强,肚里有货,才能在课堂上舌璨莲花”。“生公说法,顽石点头”,或许是“因为生公有精深的佛学造诣”,但“在课堂上舌璨莲花”却也并非表明说话的人就一定“学术能力强,肚里有货”——何况,“货”还有“好货”与“坏货”之分,在中国,假冒伪劣产品忽悠人的事还少吗?我相信深大的学生“不是冥顽不灵的顽石”,教师是否尽心尽责也能判断得出来,至于教师到底“有没有学问”,却未必“心中都跟明镜似的”——徐博士想来也没有就此做过“起码的调查研究”,怎么就这么肯定呢?香港大学单习章博士曾说过,看一个学者的学问,“不看论文,看聊效”,信哉斯言!——从徐博士在报纸和博客上的“聊效”,在下确实也看到了徐博士这位“人文学者”之“思想的深邃与条理的清晰”呀!

我确实并非“学界中人”,也不愿意涉足其间,当然无权与闻徐博士所谓的那个“人所共知的秘密”——我只知道,中国当下的人文学科的论文,绝大多数并不是“教授们满足好奇心的产物”,倒是“教授们满足名利心的产物”,“无益于世道人心”且不说,如徐博士所言,就算不是“通过用钱买版面”发表的,其价值也略等于无。这种论文自然不写也罢,但不写“这种论文”的教授,却也未必就能“认真讲好课,带好学生”,或“对得起每月的工资”。

“师者,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确实如此。但是,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和“能讲好课”还是略有差别。能否讲好课,往往更多的是个口才的问题,未必就是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——就象我在上面所列举的那位长于煽情的“省不省”教授,学生未必就觉得他的课讲得不好,但到底能从中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,却还是要存疑。相反,那些口才欠佳的老师,却也未必就不能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——叔本华、周作人等人留传给后世的著作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们“不能影响学生,让学生获益”吗?非也,只能说他们是在用另一种方式,或曰另一种传播媒介来“影响学生,让学生获益”。他们难道就不配在大学里——注意,我讲的是大学,而不是中小学或幼儿园——当老师吗?虽然叔本华也因没有学生听他的课离开了柏林大学,但叔本华的离开,并非叔本华的损失,而是柏林大学的损失。徐博士又要说了, 像叔本华与周作人“这样的科学家、学者,可以选择到企业、研究所当中工作,又有什么必要在高校当中占一个教师的名额呢”?试问,当下的中国,有这种能够容纳他们的企业和研究所吗?徐博士的学问也很高,为什么不替自己找一个类似的企业和研究所呢?又有什么必要在高校当中占一个教师的名额呢?叔本华可以“选择像康德一样隐居著述”,因为“他有丰厚的遗产”,周作人有吗?像周作人一样口才欠佳却造诣很深的学者们有吗?徐博士自己有吗?如果没有大学的教职,他们未必能专心著述。

周作人的人格如何且不论,但他到底有没有学问,“学界中人”自有公论,恐怕并非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徐博士一句“周作人本身就不是有学问的人”就能抹杀的罢。而且,徐博士又不是我,也没有和我交流过,怎么就知道我“不会认为周作人是大师”呢?徐博士的严谨哪里去了呢?和徐博士的臆测恰恰相反,在我的心里,周作人是和他的哥哥鲁迅并列的大师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,二人各有千秋,不分伯仲——在学问上,前者也未必比后者差。

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的就职演说道:“大学者,非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有大师而不知珍惜,相反却有眼无珠,用制度的或其他人为的方式排挤他们、迫害他们,将他们扫地出门,这才是大学——甚或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——最大的悲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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