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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水的世

十年深山里,练得屠龙技。一朝出山来,应教天下惊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  李珲,笔名宕子,湖南邵东人氏,1972年生。业医十年,后弃医从文,师从谭邦和先生从事元明清文学之研究。常以继承“五.四”传统,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,时人多非笑之。然命运多舛,学剑学书,皆无所成。一日读梁任公诗:风云入世多,日月掷人急。如何一少年,忽忽已三十。感慨系之,咄咄呼天,发为《屠龙歌》之狂吟,其词曰:十年深山里,练得屠龙技。一朝出山来,应教天下惊。半生秋雨江湖中,长铗挂壁日日空自作铜吼。昨夜梦陶潜,殷勤留我饮。谓我何太痴,对月起舞为我长歌归去来:“世上元无龙,何用尔营营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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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高中教育的问题只是中国教育的缩影  

2010-05-25 06:53:20|  分类: 教育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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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sznews.oeeee.com/a/20100524/888347.html

 

30年来,深圳高中教育改革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,一会儿过于理想化,一会儿又过于功利化,总在两极之间震荡折腾,一些风云一时的改革创举最后大多在应试教育前折戟沉沙,让人无尽喟叹。深圳高中教育改革的哪一种模式才会真正赢得更广泛的支持?在特区建立30年之际,我们期待彻底解决横亘30年的教改魔咒。(< xmlnamespace prefix ="st1" ns =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:office:smarttags" />52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其实,文中所呈现的深圳教育的种种面相并非深圳教育的“殊相”,在一定程度上,它就是整个中国当代教育的缩影。为什么深圳高中教育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,并且进退失据,总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这两个极端之间震荡折腾呢?全国各地的深圳高中教育改革何尝不也是如此呢?最初,那些具有先进教育理念、怀抱教育理想,且有大智慧、大勇猛的极少数占据了某个基层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,顶着来自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,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。这种改革能否持续下去或能否取得一时的成功,一方面取决于改革者的韧性、抗压能力和改革措施在具体语境中的可操作性及有效性;更重要的是,能否达到与传统的应试教育同样——甚至超出前者——的效果,即通过升学率或高考的检验,否则,这种教育理念再先进,再受学生欢迎,都会在冰冷而坚硬的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、万劫不复的。

即便成功地通过了高考的检验,改革者往往仍然要面对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,因为社会——包括政府教育主管部门——的成见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,在考试上的暂时性的成功根本不足以将之消除干净。而一旦改革者的任期一到,这种改革寿终正寝的时候也就是到了——因为继任者往往缺少其前任的理想、能力、勇猛和魄力,最后必定走回原来功利化的老路。

为什么改革者成功的案例是不可复制的呢?其实并非不可复制,而是缺少有能力实践这些成功模式的人和培育这些模式的制度土壤。如果某一教改模式要成功推行,必须要得到具有奖惩作用的权力的支持,而得不到各种资源支持而再生的模式,则最终会被放弃和忘记,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趋利避害的。我国“高考导向”的教育体制及整个政府的制度设计,其内在的激励机制都是奖励“应试教育”,惩罚“素质教育”,就算对“应试教育”的舆论围攻再厉害,对“素质教育”的赞歌唱得震天响,只要这种制度架构没有改变,所谓的“素质教育”就只能停留在理念的层面,得不到广泛而有效的落实——“素质教育轰轰烈烈,应试教育扎扎实实”就是在这种制度语境下产生的。

应试,其实倒也并非难事。改革者的成功案例证明,在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升的同时,应试能力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。但是,如果走改革者的“大道”,则必须冒着失去各种资源支持的巨大风险,因为任何改革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,连改革者本身往往都无法预测自己的实验会带来什么后果。而“应试教育”的“小路”,则是被实践证明应对考试比较有效的模式,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非常小,而且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各种资源的大量支持,于是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“路径依赖”。然而,“应试教育”却是建立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基础上的一种和驯兽差不多的模式,它以剥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、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为代价,所训练的正是学生对于各类试题无意识的条件反射,是一种意义缺失的“伪教育”,最后必将导致大部分学生创造力的丧失,并造成他们心理的扭曲,从而引发种种社会问题。

不难发现,几乎所有的改革者所实行的都是校园内部微结构的调整。德国大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《合法性危机》一书里说,“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”,也就是说,每一特定的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,当生活于其中的成员的学习能力的总体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,就达到了一个平台期,要想再有更大的突破,则非得从制度自身上着手不可。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一所学校或某一地区的教育发展。自然,一所学校或某一地区所进行的微观结构调整改变不了大的制度环境,但该学校或地区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,即小环境的变革,使自身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最大化——这就是改革者们取得成功的秘决所在。

尽管深圳的各种教育改革最终几乎都归于沉寂,但我相信,在我们的时代,将不停地会有新的改革者涌现,高举着先辈们的改革大旗勇敢地向前迈进。只要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,他们可能的改革可能仍逃不出失败或消退的命运,但毕竟也给目前僵化死板的教育界带来了几许难得的生机和活力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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